曾国藩是远东的华盛顿

【美】威廉·詹姆斯·黑尔著

王纪卿译

世界性事件的许多细心的观察家认为，19世纪的任何灾难性事件，就整体的悲惨性和破坏性而言，都比不上太平天国运动。数百个县城被反复攻取，交战双方都有抢掠和屠杀。大城市成了废墟，果实累累的原野成了荒原。伤亡惨重的战斗和更为血腥的屠杀是其进程的标志。它要摧毁大清帝国，把皇帝赶下台。迟至1882年，S·W·威廉斯在其《中央王国》一书中如此评述这批造反派：

他们的存在整个就是一场灾难，自始至终只有不幸伴随他们左右，他们未曾付出丝毫的努力来重建已遭破坏的事物，保护残存的世界，或者偿还他们所偷盗的东西。在他们离去之后的土地上，野兽自由地徜徉，在废弃的城镇筑起它们的窝巢。居民忙碌的喧闹声已经止息，取而代之的是野雉飞腾的嗖嗖声。人们一度勤劳耕耘的土地，已被野草或树丛覆盖。银子一千万两一千万两无可挽回地丢失了、毁灭了，幸存者忍受着穷困、疾病与饥馑，除此之外，据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，从1851年到1865年的整个时期内，足有二千万人的被害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。

这场运动之所以蔓延得如此广泛，是因为中国的权力分散和官员无能，而狂热的造反者之所以未能取胜，是因为他们在1853年至1858年间缺乏领导力量，同时也是因为曾国藩的出现。中国的现代历史把这个人应得的荣耀还给了他，但是外国的观察家们却被一支优秀的小部队所享有的名声所迷惑了。这支部队是由弗雷德里克·汤森·华尔组建的，后来由“中国人”戈登指挥，官兵接受过外国式的训练。他们让这支三千人的常胜军名传千古，几乎将戈登封为圣徒，却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主角淹没于遗忘之中。

窃走曾国藩亲手赚来的名声，却将戈登与李鸿章供奉于历史的祠堂，世上很少见到如此大的不公。曾国藩克服了由于几百年来中国的行政实践而搅得纷乱如麻的困难，很少得到别人的合作，缺乏资金来维护军队，在十多年中的总开销仅有二千一百万两银子稍多一点，而且不懂任何兵法，但他却最终实现了镇压这场巨大运动的奇迹。他以清晰的思维、永不丧失的耐心、审慎和常识办成了这件事。他从不担心别人遮蔽他的光辉，他不惜将自己扎扎实实赚来的桂冠送给别人，他把能人吸引到自己身边，用他们的才干来弥补自己在兵法上的不足。曾国藩认真地实践儒学，努力将孔圣人的品质注入自己的言行，绝不愿意因为偏离忠孝之道而有损颜面或“丢脸”。他直言无隐，诚实无欺，在一个缺乏诚信的时代以诚信为本。

据我所知，一位日本的传记作家比我先行了一步，已将曾国藩比作乔治·华盛顿，而不是比作拿破仑，因为他与后者毫无相似之处。曾国藩的确是远东的华盛顿，他以自己的个人价值，以他对于理性与良心之道的执著追求，通过多年变化莫测、以弱胜强的奋斗，使中国免于分裂与毁灭。当代中国的政论家梁启超声称，曾国藩不仅是在中国的整个漫长历史中十分罕见的那一类人，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。如果说这个评价过高了，我们至少可以将他放在19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列，而不会委屈了其他人。

年轻的中华民国有一股甚嚣尘上的声浪，指责曾国藩拥戴异族人的清王朝，支持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。曾国藩的确如此。君主政治和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，如今在中国和在欧洲一样不受欢迎。然而，曾国藩作古以后，经过了整整一代人，他的同胞们才有了共和理想，如果用这种理想来裁判一个早已逝去的大英雄，是不是有失公允？我们是否应该设身处地，把自己放在曾国藩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环境之中，听一听他代表全国人的普遍信念而发出的声音？这些年轻的批评家除了将对专制政治的厌恶提前了许久，还没有考虑到，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强大而忠诚的人物捍卫帝国的完整，这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在内战中分裂成多块碎片，最终落入外国人手中，因为当时列强们正在建造各自的帝国。中国一直保持着统一和独立，直到对西方国家采取了另一种态度，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造反运动被成功镇压下去的结果，而这种结果是曾国藩及其能干的合作者们带来的。

本书原本是为了获取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而部分完成的学位论文，在时间上只涉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时期。为了使之更臻完整，我添加了有关曾国藩最后七年生活的概述，主要包括两点，其一是他为镇压捻军所做的准备，使得李鸿章得以迅速地征服这支游击大军；其二是他作为总督在金陵和直隶的事迹。我从其信函中找到的海量资料当中，搜集了指导其生活的重大原则。添加一章来介绍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政府，似乎也很有必要，有助于说明像太平天国这样巨大的运动，是如何星火燎原的。为了完成这些增补和修订，我略去了有关各次战役的许多细节。

中国的人名和地名是很难用罗马字来注音的。如今已有几个现存的注音系统。就地名而言，我尽量按照邮局的名单来注音。对于其他名称，则采用威妥玛氏拼音法。但人名和地名都有若干例外。有些名称已经普遍地采用某种拼法，改变其成例未免纯粹炫耀学问之嫌。

如果本书能有助于西方人公正地理解太平天国大运动，以及为了镇压这场运动而献身效力的那个人，作者便会得偿所愿。不过，这还只是一个开头。在本书涉及的这个历史时期，外交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变得日益重要，对于这个时期的中文资料，还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。我们长期以来仅仅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时期，这样做是无法充分了解历史的。

我要对耶鲁大学的F·W·威廉斯教授表示深切的谢忱，本书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，修订时也采纳了他的建议，而他借给我的那些难得的典册与书籍，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我还要感谢F·浅川教授，他在若干翻译工作中为我提供了建议和帮助；以及长沙的G·G·沃伦牧师，他在若干章节的修改中给了我有益的忠告；还有耶鲁中国分院的左福与其他成员，他们帮助我处理了汉语文本。

威廉·詹姆斯·黑尔

1926年11月于

中国，长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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